让世界变平的东西也在让世界变崎岖

托马斯·弗里德曼在2005年大声喊出“世界是平的”。虽然全球化这辆推动机不是从2005年才开始启动的，但是，是弗里德曼让它深入人心。互联网、外包、供应链等因素让全球化势不可挡。赢家们是如此兴高采烈，那些抱怨的声音一时被忽视。一直到2016年，特朗普的当选和英国全民公投脱欧这两件事情，才让全球化的拥趸们开始发现，原来有大量的人并不赞同他们的想法。

从数字上来看，全球化的确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。比如，联合国雄心勃勃的千年发展目标提出，要在2015年前把世界极端贫穷人口率减少一半。这个目标，提前了5年，在2010年就已经完成。世界银行在2015年乐观地估计，极端贫穷人口的比例，可以降低到10%以下。

全球化让世界变得更好，对于全世界的最大多数人是如此，对于极少数的精英人士也是如此。后者的代表就是被讥讽为“达沃斯人”的全球精英，看一眼每年的财富排行榜，就能发现他们从全球化中获益匪浅。但是，仍然存在为数不少的全球化输家，这些输家主要是传统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。全球化夺走了他们的工作，回报给他们低价的产品和廉价的信贷。后者还曾在2008年时导致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。当他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交易时，就在原本推动全球化的国家里，引发了反全球化浪潮。

于是，从2016年开始，西方世界的学者和记者们，就处于一种对现实的再发现状态。他们开始认真对待那些全球化过程中的失败者，那些失去工作的制造业工人、居无定所的租房者、生活在破败社区的居民……简世勋的《世界不是平的》就是这种声音的一部分。从这个被翻译过来的书名就能看出，他对全球化没有那么乐观。

今天对于反全球化力量的主流解释是，全球化创造出的利益在一些国家内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分配，其结果就是这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不断扩大。简单来说，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商业精英们可以从把制造外包到亚洲国家中获益，但是原本的中产阶层却失去了工作。这些国家放弃了制造业，转向更高端的金融业和科技互联网行业。后两个行业虽然收益惊人，但却并不能创造出制造业那么多的工作机会。渐渐地，那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开始变成全球化的反对者。

除了这个解释之外，简世勋还给出了全球化要面对的三个更深层次的挑战。这三个挑战，在过去都是全球化的推动因素。它们分别是：移民、科技和资本。

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因素，也是世界变平的象征。欧盟的《申根协定》，就允许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可以在各个国家之间自由流动。但是，叙利亚难民却对人口的自由流动观念形成了挑战。动乱让越来越多的叙利亚人选择到其他国家。很多人会先选择到土耳其和黎巴嫩，然后再进入欧盟国家。

2015年底，有大约85万寻求庇护者在排队申请进入欧盟。到了欧盟国家之后，他们会更倾向于去德国和瑞典，因为这两个国家在欧盟中也算非常富裕，而且，在开始时对难民态度更加友善。但是，不断增加的移民，以及这些国家随之增加的内部成本，对这些国家的政府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。

简世勋说，这还只是开始。21世纪更大规模的移民浪潮，会是非洲国家人口向西方的大规模流动。比如他就认为，拥有超过1.8亿人口的尼日利亚完全可能成为非洲的叙利亚，大量人民或是迫于无奈，或是要追求更好的机会，可能会离开自己的国家。

非洲和欧亚国家之间人口结构的不平衡、人均收入的增长让人们可以负担起旅行成本、交通和通信状况的改善，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突然爆发的国内冲突，都可能造成大规模的移民浪潮。全世界可能面对着新的移民浪潮的挑战。

然后是技术的挑战。技术对全球化的挑战分为两个方面——

一个方面，是今天很多人已经意识到的，互联网也在助长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言论。互联网让极端的言论更容易得到传播，也让人更容易沉浸在自己观念的回音壁中。它还给那些大胆和偏执的领导者提供了扬声器，比如特朗普就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推特。

另一方面，当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到一定程度之后，它有可能会摧毁掉全球供应链。比如，制造业不再需要外包，它完全可以在本土由机器人和先进制造完成。这之后，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就会极大降低。

第三个挑战是金融的挑战。简单而言就是，各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会采用一种“以邻为壑”的方式来制定自己的货币政策。对于单个国家而言，增发货币和降低利率，是经济不好时的典型应对。但是，一国货币的贬值，对于另一个国家而言就是货币的增值。

简世勋举例说，2012年到2014年的日元大幅下跌，可能对日本经济增长有好处，但是，与之相伴的是人民币的大幅升值，进而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增长。欧元的大幅下跌，伴随的是美元的走强，而美元的走强又抑制了美国经济的增长。

他说：“当每个国家都试图从不景气的全球经济大蛋糕中分走更大的份额时，货币政策越来越可能沦为以邻为壑的工具。”于是，各国央行都努力让本国的货币贬值。而持续的低利率导致的结果是资本配置的不当，它会让那些原本不需要钱的大公司借钱去进行低效率的扩张，也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。因为当低利率造成的通货膨胀在掠夺所有人时，那些有能力利用好大规模资本的人，却获得了更高的收益。

全球化的三个核心动力，也就是人力、技术和资本的流动，反而可能成为全球化新的挑战。大规模移民的压力可能让原本开放的国家倾向于封闭边境，先进制造业技术可能摧毁原本环环相扣的全球供应链，各个国家在经济不景气时倾向于采取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。

简世勋只是提出了问题，他并没有能够给出一个让人信服的解决方案。显而易见的问题是，应对他提到的任何一个挑战，都已经超出了单个国家的能力。解决全球化遇到的问题，需要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治理。而目前的全球化治理机构，表现得其实都不尽如人意。

他必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。所以，在这本书结束时，他虚构了伊万卡·特朗普在2044年的竞选演讲。演讲强调美国边境不可逾越、强调要大力投资于武器技术、骄傲地捍卫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政策，并且宣布要以“光荣地孤立”为荣。这篇演讲的内容作为虚构引人入胜，但如果真的变成现实，就不那么美好了。